孫中山贈馬湘立軸“共和”

　　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和中國國家博物館共同主辦的“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跡展”，近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展覽從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中精選了120件（套）辛亥革命名家的珍貴墨跡，包括書法和書札兩部分。從書法專業的角度來看這個展覽具有特別的意義，一方面它對應了辛亥百年紀念這一重要的歷史事件；另一方面由此揭示了書法在20世紀初期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內轉型的學術意義。

　　以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為代表的晚清書法，其發展方向面臨著社會轉型中的歷史抉擇。在邁向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中，書法在新學的影響下逐漸并入到藝術的源流之中，從實用性的書寫到藝術性的表現，具有中國符號和特殊意義的書法開始進入到一個專業的領域，并在專業的考量中顯現出時代發展中的新文化的現實訴求。以辛亥革命為標志的時代發展，在20世紀初期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內，仍然保持著傳統書寫的方式，所以，這一時期的時代精英仍然以書寫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和心情，而墨跡則在連接傳統的方式中顯現出書寫的文化意義和時代內涵。和書法歷史中的某一段篇章一樣，革命志士的議事書寫與王羲之時代蘭亭雅集的書寫，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當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代辛亥革命名家的墨跡集中到一起表現出一種時代的風貌時，它們所蘊含的除了文字內容之外的思想或事件表達之外，那種與思想或情感的聯系與書法的意義交織在一起，一個特殊時代的書法集群以及書法意義就表現出了它的特殊性。

　　在“辛亥革命名家墨跡展”中，國博自新中國成立之后就開始的民國時期尤其是辛亥革命名家書法的收藏，顯現出了累積之功。以孫中山先生的墨跡為例，他為公眾所熟悉的書法風格，以及所書寫的“天下為公”、“博愛”等具有勵志意義的墨跡，不僅是革命領袖的文化素養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自晚清以來書法的傳承與知識界普遍性的關系，而這種精英文化的持續性發展通過書法得到了歷史性的印證。即使像孫中山先生這樣不以書法為業的革命領袖，作為普通文人，他們的書法有時也會表現出一種時代的審美取向，比如晚清名家喜愛搜集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南北朝、隋、唐碑版，所帶來的古拙沉雄的風格，特別是何紹基、趙之謙對清代末期書法的影響，均在孫中山先生非標準體的書法中有所體現。黃興贈長均的對聯“愿與有肝膽人說話 常于無字句處讀書”，蔡元培贈印若的對聯“得句旋題新竹上 寄書多向遠山中”，以及章太炎為建立督察院事給蔡元培的信，柳亞子的《磨劍室詩集》手稿，方聲洞致妻絕筆書，馬敘倫的《讀書札記》，蔡鍔致其妻潘惠英家書等等，或高古渾穆，或蒼老平淡，方勁雄健，清秀雅逸，筆力凝重，自由灑脫，以其書寫的個人風格而顯現出各自的性情以及文化上的差異。

　　這一展覽所呈現的歷史和藝術兩方面的價值，具有一般的展覽難以表達全面的重要信息。這些散發著墨香，表現革命歷史和志士情懷的書法或書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從書法藝術層面去欣賞辛亥革命名家的書寫風格及其審美趣味，進而深入到晚清民國的書法發展的歷史之中，將會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書法發展的歷史巡禮，是解讀晚清至民國初年書法藝術的獨特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