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張已經泛黃、發(fā)脆的信紙，信的抬頭是“桂清恩公”，落款是“受恩晚生曾廣貴”。像這樣的信，王少林老人還有二十幾封。薄薄的信紙，傳遞著厚重深切的情誼，承載著沉甸甸的記憶。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進入廣西，紅三軍團一名不到17歲的戰(zhàn)士曾廣貴，在渡灌江時，因為腿部負傷不能繼續(xù)趕路。

　　急行軍不容耽擱，曾廣貴的連長只好將他托付給灌陽縣水車村的村民照顧，王少林的父親王桂清主動接下這件事。“那時父親家里很窮，但他知道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所以即使冒著危險，他也要救曾廣貴。”王少林說，為了不被發(fā)現，王桂清將自己睡的床墊高，曾廣貴睡在床底，白天只能在屋里活動。

　　可是曾廣貴還是被當時的國民黨鄉(xiāng)政府發(fā)現了。鄉(xiāng)警抓走了曾廣貴，并威脅王桂清交出曾廣貴的槍，不然就槍斃，王桂清急了，大聲說：“實在沒有槍，要槍斃就先槍斃我！”鄉(xiāng)警這才放過王桂清。“后來，父親東借西借，湊了11塊大洋才把曾廣貴救出來。”王少林說。

　　1935年12月，曾廣貴家人來接他回家。“他走的那天，我父親外出了，兩人都沒有好好道個別。”

　　回到家鄉(xiāng)后，曾廣貴憑借記憶中的地址，寄了一封又一封信，卻都因“查無此人”被退回。原來，新中國成立前王桂清搬家了，與原住址相隔10多公里。1971年，曾廣貴終于打聽到王桂清的新住址，馬上寫了封信，訴說自己多年來的思念與感激。

　　“逢年過節(jié)，曾廣貴都會寫信過來，原本有將近100封信，不小心丟了好多。”王少林一封封展示著信件，“父親識字不多，每次收到信都讓我讀給他聽，回信也是他念我寫。”

　　王少林回憶，曾廣貴還會附贈錢物，“他并不富裕，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月工資也不過30元，但很多次他都寄20元以上。”

　　1996年，曾廣貴來到灌陽與王桂清再度見面。“他們的手緊緊握在一起，默默流淚，好久都沒有說話。”回憶起兩位老人重逢的場景，王少林的眼圈泛紅。王桂清去世后，曾廣貴仍然每年寄信給王桂清的后代，直到2010年離開人世。兩家的后人一直保持聯系，讓這份彌足珍貴的人間真情延續(x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