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與儲蓄的比例和結構是由中國經濟所處的特定階段和人口結構所決定的，它會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逐步趨向合理，不宜人為進行調整，更不宜直接套用發(fā)達國家的指標去衡量。

　　高投資模式賴以生存的宏觀環(huán)境正在發(fā)生重大的改變。從趨勢上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的變化、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變化，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都會出現變化。

　　對于大部分制造業(yè)企業(yè)而言，“人口紅利”優(yōu)勢將會逐步衰減。而在企業(yè)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時，一些大企業(yè)卻寄希望于通過借貸進行資本套利。2002年-2012年間，我國外債的期限結構變化較大。2004年前，中長期外債的比例高于短期外債。隨后二者的地位出現反轉并且逐漸拉開差距，短期外債從2002年的42.97%增長到了2011年的72.07%。

　　一方面，隨著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加和基礎建設的不斷完善，招商引資等長期資金需求開始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國內的利率管制和信貸調控，出于對更廉價資金的需求，不少國內企業(yè)開始尋求海外融資，例如萬科、碧桂園、龍湖地產等房地產企業(yè)，國家開發(fā)銀行等政策性銀行。

　　此外，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地方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擴張，使得對資金有饑渴癥的地方政府通過表外貸款、銀行間債務融資等形式與其對接，大量資金流向了地方融資平臺和政府驅動投資的行業(yè)，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yè)。

　　到底如何認識中國高投資率與高儲蓄率這決定了中國未來的發(fā)展路徑問題。過去35年，中國GDP平均增長率是9.8%，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本積累，約占60%左右。可以說投資與儲蓄的比例和結構是由中國經濟所處的特定階段和人口結構所決定的，它會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而逐步趨向合理，不宜人為進行調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進入后工業(yè)化和高收入階段的發(fā)達國家的指標去衡量。

　　因此，如何提升投資效率成為新的課題。中國經濟難以像過去一樣實現10%以上的增長，但同時中國經濟也正在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和全面轉型的時期。中國儲蓄依然是中國的優(yōu)勢，如果很好地將儲蓄轉化為有效率的投資將會形成當前乃至長遠的資本存量，這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的增長是有益的。

　　未來五年，中國需要以提高資本形成效率為核心推動相關領域改革。一是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yè)和個人投資自主權。轉變要素價格形成機制，消除要素價格“多軌制”的現象，加快形成“統(tǒng)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

　　二是推進融資渠道市場化，為企業(yè)投資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

　　三是建立市場化的企業(yè)資本金補充機制，使企業(yè)恢復到健康的資產負債率水平。

　　四是落實負面清單制度,激發(fā)民間投資活力。由于壟斷經營的存在，民營資本很難進入或者充分進入。建議政府在充分借鑒和調研的基礎上，盡快制定負面清單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通過負面清單制度，有效地保證市場準入，激發(fā)市場潛能。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fā)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張茉楠 中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