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都擠著想去做公務員，這是一種嚴重的浪費。”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菲爾普斯如是說。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做公務員蕭規曹隨、按部就班，似乎不需要那么多創新力，那些教育程度高、創新點子多的年輕人更應該搞研究、辦公司，社會才有大的活力，國家才有大的希望。

　　然而，這只是橫向比較得出的結論，如果歷史地比較，我們也許更容易看到“公務員熱”蘊含的某種進步。科舉制在歷史上對人類政治文明的貢獻絕不亞于選舉制。通過考試甄別人才、選拔文官，這項制度曾對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200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也吸收了這項制度好的方面。對剛要走出校門的大學生而言，考公務員是一次公平的競爭，為什么不試一下呢？

　　另一方面，跟許多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務員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和創造。當今中國所面臨的變革任務繁巨，總體上是由政府推動的，它需要更多的公務員深入經濟和社會的細微之處，發現問題、開動腦筋、想出辦法。中國公務員隊伍比那些成熟的發達國家更需要優秀的人才。

　　即便如此，公務員熱還是熱得過度了，出現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情況，一個普通職位動輒吸引數以百計的碩士博士報考。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很多人認為，這與政府部門的“特權性收益”有關。這些年來，中國的市場經濟在發展，政府部門支配的資源和財富也在增加。這個理由是部分成立的。不過，特權尋租向來為所有規章制度所不容，而且國家限制權力、打擊腐敗的力度會不斷增強。因此，公務員更大的誘惑可能還在于“保底性福利”。

　　中國的年輕人并不缺乏冒險創業的動力，但當前貧富差距較大，社會保障薄弱，權利充分實現面臨不少困難。一旦跌入底層，要過一種體面和尊嚴的生活，難度就會大大增加。一個大學生如果打拼失敗，就很可能心理失衡，連與同學交往的勇氣都會喪失，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問題也讓人抬不起頭來。如果考上公務員，這些基本問題盡管也需要操心，但解決起來相對容易些。因為每個國家的公務員基本都是待遇穩定、旱澇保收，而且在社會保障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從這個意義上看，年輕大學生對公務員趨之若鶩，實際上是一種“恐慌性”的報考，折射出他們對公平競爭的懷疑、對社會保障的擔憂以及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因此，讓公務員熱回歸正常，讓更多青年到更廣闊的人才市場上去追逐夢想，政府部門可以從兩個方面著力：一是創造更加公平的就業創業條件，讓體制內外享有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二是繼續提高并調整社會保障的水平，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保障體系。當前，政府不斷強調并實施的簡政放權意即在此。

　　當公務員在中國成為一種正常的中等職業，社會活力得以充分發揮的時候，過熱問題即可迎刃而解。而要做到這些，當下更需要改革者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推動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